引言：当证明标准被悄然重置
在涉黑涉恶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正在引起法律界的广泛关注：法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某些个案中呈现出被隐性降低的趋势。这种降低并未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示，而是借由政策导向、考核压力、司法惯性等复合因素，悄然渗透进个案的事实认定与证据审查过程。
笔者近年来代理了数十起涉黑涉恶案件，在长达十余年的辩护实践中观察到一种令人忧虑的共性：大量案件的事实认定高度依赖言词证据，客观性证据严重缺失；定性的“拔高”往往建立在循环论证之上，而非坚实的证据链条；程序保障的弱化进一步加剧了证明标准的松动。这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折射出涉黑案件证明标准适用中的结构性张力。在某北方省份的一起涉黑案件中，一名被指控为组织、领导者的民营企业家，在该组织已生效判决的金字塔架构中找不到任何位置，组织成员均不认可其领导者身份，却被事后“空降”至组织顶端。这种“先定组织、后找领导”的指控逻辑，将证明标准的审查对象从“行为”偷换为“身份”，实质上架空了对客观行为的证明要求。
一、“口供中心主义”的回潮：证明标准的实质降格
涉黑涉恶案件的证据结构，本应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但实践中，“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惯性远未消除。龙宗智教授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若干方法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当前刑事证据制度“应当在防止少量案件过度客观化倾向的同时，仍继续破除人证中心主义与口供中心主义，防止以不可靠的人证决定案件的命运”。
在某些案件中，本该由专业机构鉴定的核心事实，被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主观性言词证据大量替代。某南方省份非法采矿案中，矿产属性、开采价值等核心事实本应由专业机构鉴定，侦查机关却仅凭证人“估计的开采量”、传闻“听说交易价”叠加被告人供述即认定犯罪数额，将定罪标准从“排除合理怀疑”降格为“优势证据”。
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涉黑案件的特殊侦办模式密切相关。由于涉黑组织犯罪的时间跨度长、涉及事实多，侦查机关面临巨大的取证压力。在客观性证据难以获取或取证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言词证据成为构建指控体系的便捷路径。但便捷不等于正当。口供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和被污染的可能性，决定了它不应成为定案的基石。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言词证据成为主导，证据审查的实质化程度便会下降。龙宗智教授进一步指出，涉黑恶案件犯罪特征证据，尤其是影响力证据存在“客观化不足”的问题，大量使用言辞证据、意见证据认定事实。法官的证据分析实质上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分析，并未真正基于原始证据作出实质判断，其仅仅对控方认知的内部协调性进行考量。在某北方省份涉黑案中，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电击刑讯，描述细节高度一致，但合议庭对刑讯逼供线索未启动实质调查，仅以“情况说明”自证清白便驳回排非申请。这种状况下，即便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也往往被形式化的论证所遮蔽。有经验的控方能够站在己方角度较好地利用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为指控服务，通过有策略的讯问和笔录制作塑造一种体系上的认知协调性，而辩护方则难以获得动摇这种协调性的有效空间。
二、“循环论证”与拔高认定的逻辑陷阱
涉黑案件中最具隐蔽性的证明标准问题，当属“循环论证”式的拔高认定。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效论证”：“循环论证(又称为乞词魔术)，是指用来证明论题的论据本身的真实性，要依靠论题来证明的逻辑错误。逻辑学上指由前提甲推出结论乙，又拿乙做前提来证明甲，这样的论证叫循环论证，且属于无效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在涉黑案件中的具体表现为：“先预设一个‘犯罪组织’的存在，然后将各被告人的个人行为、偶发行为甚至民事维权行为，不加区分地‘装进’该组织的‘犯罪事实库’，再用这些拼凑出来的‘多次犯罪’来反证该组织确实存在。”这一论证逻辑的谬误在于，它用结论来证明前提，用结果来反推原因，在法律方法论上属于典型的“先定结论”式有罪推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有罪推定“与我国刑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
某中部省份一起涉恶案件中，一名政府派驻企业的帮扶人员，因在市场内履行调解纠纷的职务行为，被认定为一个“恶势力集团”的核心成员。但该“集团”四名成员在时间线上从未同时出现——一人2010年末即已离开，另一人2013年即回原单位上班，从未形成“长期纠集”的事实基础。然而，侦查机关在羁押之初即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先行定性，此后以“先定后证”的方式反向寻找证据，将正常的职务行为拔高为犯罪活动。该案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职务的认定要有法律依据或者客观证据来证明，不应该上下嘴一碰就定性了。”这一质疑切中了拔高认定的要害——当定性先于取证，证明标准的客观性便无从保障。
最高检对此现象早有警觉，在典型案例中明确强调，“对于组织成员、违法犯罪事实相对较多，但是组织特征较弱，为组织利益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较少，非法控制特征不明显的犯罪案件，即使组织成员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判断标准强调了四特征的“整体性”和“缺一不可”，但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倾向于以“违法事实的数量”替代对“组织性”的实质审查，从而滑入循环论证的陷阱。
龙宗智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片面累积效应”：涉黑恶犯罪的认定，将二三十年时间内涉案企业或个人发生的违法与犯罪行为累计起来，“表面看违法类型多样，违法和犯罪行为数量不少，累积计算违法犯罪事实，有多少件就构成恶势力，再有多少件就成为黑社会”。然而，“不注意这是较长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可能属于个别化的行为，因为分摊到具体的历史时段，违法、犯罪事实并不多，而且不考虑企业对社会的突出贡献，不关注行为发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原因”，如此很难避免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错误。
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制度层面已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其中第5条明确：“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这一规定从“动机—行为”的角度划定了拔高认定的制度边界。在某南方省份涉黑案中，原审认定的多起寻衅滋事行为均源于真实债权债务纠纷，且经公安机关调解结案，辩护律师据此主张事出有因的出罪事由，但法院未予实质回应，仍将民事维权行为作为组织犯罪认定。这表明，即便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实践中的惯性依然强大。
三、程序异化的助推效应：当审判沦为形式
证明标准的松动，与程序保障的弱化互为表里。涉黑案件中，程序违法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某中部省份涉黑案中，辩护人基于明确的法定事由提出回避申请——合议庭成员与起诉书“恶意关联”的党政领导存在职务隶属关系，侦查机关本身即是被批评对象。合议庭未经院长审查即径行驳回，并宣告“不得申请复议”。这实质上是合议庭行使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回避裁决权，《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被架空，院长从未有机会审查这些申请，法律明确赋予的复议权被截留。这一做法将“经审查认为不属于”作为规避法定程序的万能钥匙，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因此而虚置。
分案审理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另一北方省份涉黑案中，主犯案已先行审结并生效，未认定某被告人为组织成员，但公诉机关仍对被告人单独起诉涉黑罪名。由于主犯案同案人无法出庭对质，被告人的质证权实质上被剥夺。更有甚者，有的案件将同案被告人分三批次审理，各被告人之间无法当庭对质，事实查明的完整性被程序切割所破坏。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虚化尤为令人忧虑。某南方省份涉黑案中，被告人提供了详细、具体的刑讯逼供线索——时间、地点、手段、实施人员——完全符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要求。但一审法院以“无证据”为由拒绝启动排非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明确要求：“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依法排除。”但在实践中，“情况说明”成了自证清白的通行证，排非程序的启动门槛被不当抬高。
程序异化之所以在涉黑案件中尤为突出，与这类案件的政策属性和办案模式密切相关。涉黑案件往往被纳入“专案”轨道，侦控审之间的配合关系被强化，而制约关系被弱化。最高检在典型案例中亦承认，部分案件存在“多起警情未依法处置等情形”，深层次原因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背后的‘保护伞’”的存在。这说明程序违法并非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与更深层的制度生态相关。
四、财产认定的简化逻辑：从“高度可能”到“举证责任倒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创设了涉黑财产认定的特殊规则。有学者对此机制进行了精准剖析：“该机制构建了有证据和高度可能的涉黑财产指控标准，对被告人提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要求，但是这些标准和要求的内涵并不明确，导致控辩双方在涉黑财产证明的证据标准、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该机制的设计初衷是破解涉黑财产证明的现实困难，但在实践中产生了异化。问题在于，“高度可能”标准的内涵并不明确，在公权力主导的证明框架下，这种模糊性容易滑向对被告人不利的解释。上述学者进一步警示，“该机制极易过度简化涉黑财产的证明，引发不当降低涉黑财产指控标准，违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造成涉黑财产裁判的非实质化等风险”。
某西部省份涉黑案中，一名民营企业家被认定“套路贷”诈骗，但全案借款人无一自认被骗，多人当庭作证系主动借款、自愿还款。在财产处置上，法院以“补正裁定”方式将房产处置从“追缴”变更为“没收”，剥夺了当事人及案外人的上诉权。“追缴”针对违法所得，属于非刑罚性的处置措施；“没收”针对罪犯个人合法财产，属于刑罚中的附加刑。二者法律性质截然不同，将这种跨越不同法律性质的变更以“补正裁定”方式作出，是对程序正义的严重违反，实质上以技术性操作规避了对财产权属的实质审查。
另一中部省份涉黑案中，被告人家属名下存款、股份、房产等被冻结高达七千余万元，其中大量系案外人财产。被告人亲属因个人嫁妆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判刑，家庭成员合法财产被一并没收。最高检在相关典型案例中要求“准确甄别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财产范围”，在财产认定上不能简单采信控方指认，而应进行逐笔实质审查。然而，“打财断血”的政策压力往往使财产权属的甄别让位于“应没尽没”的执行冲动，财产权的程序保障在实践中最容易被压缩。
五、结构性症结：政策、考核与惯性的三重挤压
证明标准的隐性松动，并非单纯的司法失误或个案偏差，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一，政策的执行张力。扫黑除恶的“从严”导向，在实践中有时被简化为“入罪优先”的思维。“打早打小”的初衷是防患于未然，但若被曲解为“宁枉勿纵”，则易导致打击边界的模糊与泛化。某中部省份涉黑案中，侦查机关在立案次日即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将当事人定性为恶势力团伙。这种“先定性、后侦办”的做法，将“打早打小”的政策要求异化为“定则必打”的行动逻辑，一旦路径锁定，后续即便证据不足也难以自我纠偏，只能通过“拔高”来证明当初决定的正确性。
第二，考核指标的异化。将扫黑除恶成效纳入平安建设考评体系，本身是推进工作的有效手段。但当相关指标成为硬性标准时，基层办案机关便面临“凑数”的压力。2019年中央政法委即指出在扫黑除恶中存在“随意定性、乱贴标签的问题”，个别地方和部门“把专项斗争当成‘筐’，搞‘搭车执法’，以偏概全，偏离了专项斗争的原旨本意”。某东部省份涉恶案中，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即以补正方式组织庭后质证，宣判当日判决书早已写好，庭审沦为“走程序”。这种“先判后审”的做法背后，是考核压力下对程序效率的畸形追求。
第三，侦查中心主义的惯性。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呈现“侦查中心主义”格局。某中部省份涉黑案中，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在案件尚未进入刑事程序时即作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批示：“此人道德败坏……全面远端布控……形成打击合力”，并明确要求“做好与检察院、法院的沟通协调工作”。这种“一个批示塑造一个追诉样本”的现象，将行政意志直接嵌入侦查启动环节，使侦查沦为对批示的落实而非对事实的查明。一旦侦查阶段的定性已定，后续的审查起诉和审判便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六、辩护的坚守之道：在证据的缝隙中构筑防线
面对证明标准隐性松动的现实，辩护律师的角色尤为关键。辩护的核心，不在于对抗政策，而在于将个案拉回“证据裁判”的法治轨道。
第一，坚守“证据辩护”，击碎“口供中心”。对于依赖口供构建的证据体系，辩护应聚焦于对印证规则严格适用的审查。有实务经验表明，“涉黑案件的质证切忌‘全面出击’，而应聚焦核心、精准突破——只要成功推翻最关键的‘危害性特征’，整个案件的定性逻辑便会轰然崩塌”。辩护应锚定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当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存在根本矛盾时，坚持以客观证据为准。
第二，精细拆解“四特征”，阻断“循环论证”。涉黑犯罪的认定必须同时满足四大特征，缺一不可。组织特征的审查应聚焦“是否存在稳定的组织架构、明确的层级分工及成文或不成文的纪律规约”，对于临时纠集、松散结合的团伙应坚决否定其组织性；经济特征的核心是“切割”，严格区分组织财产与个人财产、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行为特征要严格界定“为非作恶”和“软暴力”，正常的商业谈判、民事维权不能轻易认定为“软暴力”；危害性特征则需审查能否明确界定“区域/行业”范围、能否证明“非法控制”的具体表现及“重大影响”的实际后果。如最高检在典型案例中所强调的，审查时需“确定有组织犯罪的人员规模、层级架构、有无组织纪律或约定俗成的帮规规约，明确组织成员的作用、地位”。辩护律师可以此为反向拆解指控逻辑链的依据。
第三，穷尽程序辩护，激活“排非”规则。程序辩护是实体辩护的“前哨战”。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刑讯逼供、未依法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等程序违法问题，辩护律师应坚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在某南方省份涉黑案中，被告人当庭请求展示身体伤痕以佐证刑讯事实，却被法警强行按住、阻止举证。辩护人据此要求调取指定居所监控、完整同步录音录像，但公诉机关仅提交办案人员单方自书说明。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应坚持主张：根据相关规定，情况说明属于单方说明材料，不能单独证明取证合法性，必须结合同步录音录像、入所体检记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客观证据综合判断。
结语：让证明标准成为不可撼动的基石
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罪能力与法治原则之间的张力问题。“打早打小”“打财断血”体现了国家打击犯罪的决心与效率追求；而“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代表了法治的理性与文明。最高检反复强调的“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正是对这种张力的精准回应。
证明标准的隐性降低，或许能在短期内提升“战果”，但其代价是司法公信力的损耗和个案正义的牺牲。当程序正义的基石已然松动，当实体指控的证据链四处断裂，辩护的价值便在于守住每一道具体的防线——不让政策目标僭越法律底线，不让考核压力消解证据规则，不让“留有余地”架空“疑罪从无”。
坚守证明标准，并非对犯罪者的纵容，而是对无辜者的保护，是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庄严承诺的践行。有辩护律师在庭审结语中如此恳求：“法律是农民工维权的盾牌，而非压制他们诉求的枷锁。让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真正落地，而非在‘寻衅滋事’的罪名下被实质架空。让这个案件的判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评判，经得起良知的拷问。”这番话虽指向个案，却道出了涉黑涉恶案件中证明标准问题的核心——当证据裁判原则被尊重，当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扫黑除恶的伟大部署才能真正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辩护律师的职责，便是在宏大的制度叙事中，守住每一道具体的证据防线，确保法治的天平不致倾斜。这不仅是职业的坚守，更是对法治精神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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