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早期的民族思想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00年前后，他从客帝论转向了排满光复的思想；第二次则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大约在1911到1913年间，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五族共和的理念。 尽管如此，章太炎早期的民族思想主流依然是排斥满洲，主张建立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并且其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矛盾。然而，矛盾的种子早已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矛盾在他晚年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引发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冲突。 这种冲突正是章太炎晚年民族思想矛盾性的核心原因。1907年9月，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哲学论文——《五无论》，这篇论文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哲学界对这篇文章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五无论》展现了章太炎无政府主义的哲学面貌，也有人认为它是佛教大同思想的体现。日本学者小林武教授则认为，《五无论》体现了佛学影响下的一种相对主义哲学，他指出，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将排满主义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这一观点触及了章太炎思想的深层次内涵。
展开剩余55%那么，国族主义是否比族群主义更高明呢？章太炎在这方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两者本质上都是狭隘的观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章太炎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若国族主义相比族群主义更为合理，那么推翻清朝八旗勋贵的统治后，是否应该追求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多民族国家，而非仅限于汉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 对于这一问题，章太炎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晚年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在晚清时期，面对中外关系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章太炎也承认，相较于族群主义，国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更具合理性。但在其他语境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汉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在反满情绪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对于他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章太炎虽然未必完全意识到其内在冲突，但他始终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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